任凭在中午下班的时候，一直想着五一节去黄山的事怎么和乔静说。
说是加班吧，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加班哪有加几天的道理呢？
说是回老家吧，也不合适，万一乔静把电话打到老家去怎么办？
再说乔静要是提出带着粟粟和自己一起回家呢？
不行，不行。
就这样任凭坐在回家的车上想了一路，也没个好主意。
这时候徐风突然问任凭裴局长他们开会什么时间回来？
任凭说可能还得几天吧。
这样回答着突然就来了灵感，开会！
开会是个好理由。
任凭心里一亮，就说去安徽开会不就得了吗？
想到这里他不仅哼起小曲来。
到了家里，任凭见乔静正在灶间忙着做饭，女儿在卧室里看小人书。
她们看到任凭回家，都感到非常惊奇。
都说任凭是稀客，特别是女儿粟粟，一见任凭就扑到了他的怀里，“爸爸，爸爸”地喊个不停，亲热得就像久别重逢一样，小孩的感情最真挚，一般不会掺假。
这足以说明任凭这段时间在家吃饭的时间太少了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早上出门时女儿可能还没醒，晚上归来时女儿已经睡着了。
乔静也说：“哪股风把你吹回来了呢？外面的山珍海味多好呀！”
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梁园虽好，终非久留之地。”任凭边踱步便摇头晃脑地吟哦道。
“酸文人。说得那么好，怎么还天天不回家？”乔静撇着嘴道。
“实在是无奈，‘长恨此身非我有’啊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除非是解甲归田才能得到自由。但是那可不是你愿意看到的。”任凭继续说。
“那样倒好，省得天天忙，累得喘不过起来。”乔静拿着一瓣蒜剥着说。
“你以为农民好当？现在想当农民的下岗职工多着呢。但是照样办不成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本来有它固有的格局，想打破这种格局得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比如说乞丐吧，乞丐有丐帮，哪里是谁的地盘是有说法的，如果你猛然在她们的地盘里要饭，丐帮的帮主就会收拾你。”任凭说。
“大不了杀回老家去。”乔静说。
“别能了，人都是干啥不说啥好。实际上农民还是苦得很。”任凭坐到沙发上说，他在琢磨着怎样和乔静说到黄山的事，还是先从别的话题引导吧。
“乔跃的病怎么样了？”任凭问。
“还知道说呢，这么多天也不去看看，像不像个当姐夫的？”乔静怪罪道。
“确实很抱歉，公务繁忙。这不，五一又休息不成了。”任凭终于说到了正题。
“五一有什么大事？”乔静问。
“单位让我到安徽开会，估计得三四天。”任凭说。
“那正好，你带我和粟粟一起去吧。俺们还没沾过你的光哩。”乔静头探过来说，笑着祈求。
任凭心里咯噔一下，还真没想到妻子会提出这要求。
也难怪，五一放假自己不能陪着妻子逛逛街，领着孩子玩玩，却去外地出差，她们不感到孤寂吗？
这时女儿也伏在自己的腿上说：“爸爸，我的好爸爸！让我们和你一块去吧，你不想带我们吗？我们还没出过差呢。”
这时任凭的心里实在是很难过，女儿的话多少也唤起了他做父亲的责任感。
往年的五一节虽说不到名山大川游览，但是一家三口到公园里赏赏花，看看动物，也是其乐融融。
但是今年却单独出游，况且是和一个女朋友。
自己这算什么呢？
自己的道德感哪里去了呢？
但是不行啊，带老婆孩子是不可能的。
想到这里，他装作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不行啊，爸爸出的是公差。单位的领导还跟着，要是让他们见了，会扣爸爸的工资的。”
“那我们就藏起来，不让他们见不就得了吗？”孩子天真地说。
“粟粟，爸爸不能带我们就算了。妈妈带你到公园看大老虎可以吗？”乔静知道去不了，劝女儿道。
“爸爸太自私，光顾自己玩，不管我们。”粟粟还是不依不饶。
“爸爸是出差，是办公事。”乔静继续向她解释道。
“什么办公事，还不是出去旅游吗？每次出差都是照了一大堆像。”现在孩子的眼光很敏锐。
“那也是顺道看一看，不是专门的游览。”任凭继续解释道，不能让孩子形成自己出差就是游山玩水的印象。
粟粟还要争辩，乔静把她拉走了。
任凭拿出自己发的两千元钱和那一千多元的购物券交给乔静，乔静见此喜形于色，高兴地做饭去了。
结了婚的女人大都爱钱，因为她们知道居家过日子没有钱是不成的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下午上班后，黄素丽来了。
她穿着一身廉价的休闲装，显得和那些穿着光鲜的政府机关里的女子大相径庭。
她见了任凭还是略略有点羞涩，双手一会儿放到胸前，一会儿又放进裤兜里。
任凭走上前去，一把将她抱住，一口咬住了她的鼻子，黄素丽挣扎了一下，腾出一只手指了指门口，意思是没有锁门。
任凭马上就明白了，“噌”地一下窜过去，按下了门锁上的按钮，又三步并作两步转回来抱住了黄素丽，这次任凭吻到了她的右嘴角。
黄素丽的嘴唇虽然没有抹口红，但却异常柔润，而且富有弹性，充满着青春的气息，使任凭流连忘返。
她的双峰隐藏在休闲服的下面，看起来并不突出，但经任凭的宽阔的胸向上一压，如水落石出一样显现出来，就像两只活蹦乱跳的小兔撞击着他的胸膛，顿时就让他意乱情迷起来。
他有意无意地拖着她向那条三人真皮长沙发移动过去，她也像是走着自由步似地向后退着，渐渐地和他一起倒在沙发里。
他们相互缠绕着，忘记了是在这间高楼的办公室里。
他们都没说话，两张嘴都占住了也没工夫说，也许这时并不需要什么语言，人体就是最好的语言吧。
人体作为语言时，更具有感染力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也不知他们相互吞食了多少对方的口水，更不知他们转换了多少接吻的方式，认不清谁是主动谁是被动，他们的四唇终于离开了。
黄素丽的头发显得有些凌乱，任凭平时拢在右边的头发也恢复了故态，覆住了前额。
他看着她，她看着他，仍未说话，任凭见她的眼里正荡漾着秋波，嘴似笑非笑，风情万种的样子，忍不住将嘴唇又合上去了。
又过了好久，他们才缓缓地分开。任凭轻轻地问：“想我吗？”
黄素丽点了点头。
“你知道你什么地方让我心醉吗？”任凭又问。
黄素丽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“你的清纯、天真和质朴。”任凭说。
“那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”黄素丽反问道。
“喜欢我的事业有成，喜欢我的老成持重。还有，据说女孩子都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男子。”任凭连珠炮似地说。
“不对。起码一大半不对。事业有成，还有点对，但是也不能算很成功，只是小有成功。老成持重就谈不上，你觉得你老成持重吗？我觉得你有时还有点天真。至于女孩子都喜欢比自己比自己大的男孩，这是普遍心里，因为女孩天生柔弱，需要厚重的男子的保护。”黄素丽说。
“那你喜欢我什么，说说看。”任凭又问。
“喜欢你的真。”黄素丽说。
任凭轻轻地笑起来。
笑毕说：“还真？要知道我是个有妇之夫。有妇之夫还有什么真可言吗？只有道德败坏的份了吧？”
“我说的真跟这些没关系。你说这些是你对自己道德评价，是另一个范畴。我是从我的第六感觉观察得来的结论。我觉得你骨子里不坏，你是向善的。另外你的儒雅气质很迷人。总之，你不像官场中的俗人。”黄素丽说着坐起来，靠在沙发上。
任凭也随着她坐起来，两只胳膊始终绕在她的脖子上。
“你知道吗？小丽，我的心始终不安。总觉得对不起家庭，又觉得也害了你。”他第一次对黄素丽使用了“小丽”这个称呼。
他边说边叉开双腿跪在沙发上，骑在她的双腿上，使自己和她能够正面相对。
黄素丽说：“那倒大可不必。人有时候的烦恼不是来自于别人，而是来源于自己。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开脱呢？你对于家庭应该是负的经济上的责任多，至于道德上的责任就可以根据情况而定。如果你很爱你的妻子，做了这种事应该受到谴责的，如果你不爱她，那就可以不负道德上的责任了，恰恰相反，你是做了一件道德的事。”
“你这个小姑娘，怎么有这样的思想？和你的年龄太不像了。”任凭吃惊地说。
黄素丽继续说：“看不懂了吧？你以为我还是三岁的小孩子吗？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道德评价体系，可能对你们来说是另类的。最近我参加了系里的婚姻家庭研究社，所以对婚姻问题比较关注。”
“那你说说我怎么做了一件道德的事呢？”任凭问。
“我的依据是恩格思那句被用烂了的名言：“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’。既然是不道德的，那么背叛它，反其道而行之就是道德的了。”黄素丽说。“这句话谁没学过？我在高中时就知道。只是没有想那么多罢了。”任凭说，他对这个女子的看法大变。原来他只是把她看作一个随时可以驾驭的小学妹，现在看来不然，这女孩的思维有时自己都跟不上了。
看来自己老了，不服老不行。
他们沉默了一阵儿，任凭将全身伏在坐着的黄素丽身上，显得很放肆。
黄素丽说：“你也不注意点影响，这可是在办公室啊。”
任凭搂住她说：“办公室开门办公，关门办私。再说刚才疾风暴雨都经过了，现在下点毛毛雨算什么。说不定待会儿我还会来个巫山云雨呢。”
黄素丽娇嗔地说：“拉倒吧，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耍流氓，看我到你局长那里告你去。在办公室你应该恭恭敬敬对我才对，你这样可是有失处长身份啊。”
任凭说：“狗屁处长，我现在只是个人。”
黄素丽说：“刚才还夸你有儒雅气质，这会儿露出了粗俗尾巴了。”
任凭说：“这才叫做真。你没见中国有个叫方刚的学者已经给说脏话平反了吗？他说脏话无非是对性器官或者性行为的描述，如果我们认为这器官与行为是美的，是愉悦身心造福人类的，为什么不能说它呢？实际上对于说脏话极力反对，本质上是信奉着性罪恶感的文化。是一种愚昧落后的表现。”
黄素丽说：“拉倒吧你！他这种理论绝对行不通。比如说校长要是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是一口一个‘他妈的’，不把学生笑话死才怪呢。我觉得你说这种情况可能是有条件的。”
任凭说：“当然是有条件的。”
黄素丽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任凭将嘴靠近黄素丽的耳朵小声说：“你和我在床上的时候。”
黄素丽双手抱拳向任凭打来，边打边说：“你好坏啊。”
任凭故作严肃地说：“别闹啊，巫山云雨马上就要来了。”
说着装作张牙舞爪的样子朝黄素丽扑过去，黄素丽双拳擂得更欢了。
他们正闹着，忽听外面有人敲门。
两人都象是蜡像一样僵住了，黄素丽正准备张口，任凭用右手食指竖在嘴上，做了个禁止说话的动作。
黄素丽又把嘴和上了。
那人敲了几声，见无人应声，又用手拧了拧锁的手柄后走了。
任凭这才觉得这样在办公室里确实不合适，于是就站起来，走到门前的穿衣镜旁整理了头发和领带。
黄素丽也站在镜子前用随身带的小梳子梳理头发。
一切收拾得像是正人君子模样了，才将门打开。
任凭又坐到老板台后面的皮椅上，恢复了处长的常态。
黄素丽也在沙发上正襟危坐，像是来办事的客户。
任凭问：“明天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黄素丽却反问道：“都需要准备什么？我没出过门，连咱们省都没出过，没经验。”
任凭说：“也没什么准备的。也就是一些生活用品、衣服什么的，要带两件厚衣服，山上的温度又可能比较低。另外，再带上两把雨伞。喔，对了。”任凭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从抽屉里抽出一千元钱递给黄素丽，“这钱你拿着，买件衣服穿吧。”
黄素丽不要。
任凭只好站起来走过去塞到她的兜里。
黄素丽说：“我不想要你的钱，要你的钱我们的关系就掺杂了别的成分了。我最讨厌的就是金钱交易。”
任凭说：“不能这样说。金钱本身并不代表罪恶，只是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罪恶，比如用它买毒品，用它买官职的时候。说到底是用钱人的罪恶。你就当是做兄长的对你学业的资助吧。再不然就算是借我的，毕业后挣了钱再还我。”这样说着，黄素丽才勉强接了钱。
任凭回到座位上坐下，黄素丽站在老板台的对面，慢慢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两张纸来说：“凭哥，不知道这样叫你合适不合适。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，我想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来找了你。我真不想张这个嘴，但是我在这里实在是没有一点关系。”
“说吧，什么事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绝对没说的。不过有一点我做不到，你可别要我的头。”任凭慷慨地说。
“要你的头咋了？你就不给了？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嘛，就是说爱情比生命还珍贵。”黄素丽说。
“我不是那要爱情不要生命的人。生命都没了，还谈何爱情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”
任凭自己也没有觉得，竟然和她讨论起了爱情。
到底他和她之间有没有爱情？
他说不清楚，恐怕黄素丽自己也不一定能说清楚。
“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吧。是这样凭哥，现在学校让联系工作单位，给了两张毕业生就业意向表。今年毕业生很多，加上往年没有安排的毕业生，所以竞争很厉害。我现在存在着两难选择，回老家吧，原来我也想过，但是看到毕业几年的大学生还在待岗，实在是没什么信心。即使那些安排了工作的，每个月也就是拿上二三百元钱的工资，连这里的一个普通的打工的都不如。就那还得交两万元的上岗费。想来想去还是请你帮帮忙。”黄素丽说。
原来是这事。
任凭接过了黄素丽手里拿的那两张纸，展开后见是毕业生就业意向表，上面有工作单位盖章的地方，还有人事部门的意见一栏。
任凭沉默了，他知道这事非同小可，不是说句话就能办成的，何况现在各单位都是人满为患，自己的权利还不至于大到可以安排人的地步。
就说：“让我考虑考虑吧。同时啊，你也别把宝压在一个地方，还可以找找其他人，人才市场也可以去看一看。再者，这种事千万不要好高骛远。”任凭说罢将两张表放进了抽屉里。
“你怎么和我们的辅导员说的一模一样，政治说教。”黄素丽瞥着嘴说。
“政治说教有时候也有道理，并不一定都是大话、空话。就说好高骛远这一条吧，很多学生就有这毛病。我上学时有个同学的理想是当总理，结果到现在也才不过是个副科级，连长都不带。”任凭说。
“谁好高骛远了，我的要求不高，只要有个固定单位，能正常发下工资就行了。以后慢慢调整嘛。”黄素丽斜倚在任凭的老板台的外沿说。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任凭说。
这时候李南山打来电话说了明天的集合地点和时间，任凭顺便给黄素丽说了说，黄素丽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任凭这才感到内急，慌忙向卫生间跑去，等到站到小便池前掏自己的东西时，却感到一阵疼痛，原来是刚才和黄素丽亲热时的分泌物凝固了，使那个娇贵的东西沾在了内裤上。
任凭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，远远地看见崔子建向自己的办公室走来，因为任凭背光，所以崔子建并没有看见他，只是敲着任凭的办公室的门。
“我们报社社长交给我一个光荣任务，这直接影响到我的前途，所以你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。”崔子建一进门就直奔主题，别看他是个老实人，说话有时还真不乏幽默感。
“什么事呀，节都不让过了？”任凭说着，给崔子建倒了一杯开水，有了东方建筑公司上次那场事，他变得成熟多了，他正在想着怎么应付接下来的事情。
如果是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，就给他办了，因为和崔子建的关系和李南山差不多，也许他也听说一些东方建筑公司的事情。
“哎呀，还是上次半夜里见到你时说的那事，本来第二天就要来找你呢，结果是主编他儿子出国了，身份证拿不出来，也没来。是这样的：主编在报社分了两套房子，想让给儿子一套，办到儿子的名下。你是管这个的，这个忙一定要帮啊，帮他就等于帮我，你看着安排吧。”崔子建一口气把事情说完了。
他说到“报社分了两套房”的时候，任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了，因为最近纪委和城建局搞联合清房行动，多占住房的都要交公，否则就要处理人。
这位主编大人消息灵通，想提前把工作做了。
但这事不是任凭一个人说了算的，同时有几个处室联合操作才能办成。
“子建，这事很麻烦，实话给你说吧，需要做工作。”任凭坐到沙发上说。
崔子建从包里掏出了一个鼓鼓的信封说：“这个形势我们主编已经估计到了，这里有经费。”
任凭觉得崔子建也变了，在县里的时候，他也曾是愤世疾俗的人，说起腐败的事来恨得咬牙切齿，但是现在自己明显地做了帮凶，却也很自然，就像喝了口凉水一样简单了。
“这钱你先拿回去吧，等事情办完了再说。”任凭说。
“不行，你必须收下。主编说，我必须把这钱花出去，要不就是我没本事。你看，你总不能让我落个没本事的罪名吧？”崔子建实话实说。
“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先放到这，多退少补吧。”任凭把钱收了。
多退少补是客气话，这种事哪有退钱的道理？
“这是多少钱？”任凭将钱放到抽屉里时问。
“一万整。”崔子建随口答道。
“要打个收条吗？”任凭开玩笑地说。
“好啊，就写上：“今收到办事款一万元整’，然后我再交给我们主编，恐怕他这次不说我没本事了，该说我神经了。”崔子建也开玩笑地说。经过这么多天的事，任凭对此道已经很熟悉了，实际上办这些事的时候，当事人都是算过账的，比如这个主编，他肯花一万元来办这个事情，那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的利益起码是三万或者是五万元，不然他是不干的。而对于任凭来说，付出的成本是违反一点原则，再就是要克服这种罪恶感，使自己麻木。
得到的是金钱，是出卖了手中的权力的所得。
但是这种出卖的风险和收益之间不成比例，所以才怂恿了这么多的官员。
中国目前的现实是，即是违反一点原则，办了一些不应该办的事，只要审批人不去计较，没有人去追究这些事情，纪委监察局只是对一些举报的事项进行查处，而对于审批过程几乎没有监督，何况有些事情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，很难界定一个统一的标准，当权者本身的意见就是标准。
审计局只对各单位的账目进行审计，对审批事项也不涉及，有些事情是无法审计的。